生病得病与有病性病的社会扭曲(2)

还有一次，一位小姐问我：“得了艾滋病马上就会死吗？”我如实答道：“不一定。”然后开讲潜伏期、发病机制等等。可是听着听着，她就那样轻蔑地斜瞟了我一眼，说：“现在不死？那你扯什么扯！”

另外一次，我们去一座矿山，跟矿工聊起艾滋病的事情。人家也没什么反应，只是平平淡淡地说：我们这里平均每天砸死一个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想想也是，命都要没了，病又算什么？

尤其是，我们虽然不是医生，但是小姐们也经常向我们咨询各种“病”。其中问得最多的，既不是性病艾滋病，也不是妇科病，而是人流的各种副作用。无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小姐们之间流传着无数“鬼故事”。有些是她们亲历的，有些则是道听途说，有些甚至是嫖客耍她们玩儿的。可是她们却非常较真，仅仅是因为，人流了就不能“做生意”了。

见得多了我们才归纳出，做小姐，第一位的需求当然是挣钱，所以无论什么情况或者“症状”，只要不影响“做生意”，那就不是病。因此，官方那种冠冕堂皇的、隔靴搔痒的预防艾滋病宣传，却往往被小姐们认为是“来骗钱”，所以她们抓起免费发放的安全套(避孕套)就跑，才懒得听你说什么鬼话。这就是社会学所说的：越是底层的中国人，就越是信仰“影响生计的才是病”。

反之，自从1990年代中国艾滋病多起来以后，一直有一些人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被传染上了艾滋病，仅仅因为他曾经摸过“小姐”的手或者诸如此类的天方夜谭。他们坚持不懈地化验过无数次之后，仍然拒不相信没病的诊断，反而怪怨自己被忽视了。他们甚至坚忍不拔地数次聚众上访到卫生部。为什么？仅仅因为他们是男人，是中产阶级，金贵、惜命、想太多。如此而已，与医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正反事例相加=社会学的经典命题：病不病，阶层分。

因此，我和我的团队坚持不懈地呼吁：一切防治性病艾滋病的工作，必须与小姐建立起“公平交易”的关系。你拿什么来交换小姐们使用安全套呢？就用你们那些云山雾罩的医学知识？对于医学来说这肯定是最重要的，但是永远不会是小姐生存与生活中的第一位需求。你先教教她们如何多挣钱，再说说如何更安全更持久地挣钱，难道不好吗？可惜，这话会吓死医生，吓死主流社会，吓死眼下这段历史。

第二个层次：是命不是病，治病不治命。

有一次，我给几位“小姐”讲艾滋病的事。其中的一位，刚开始还注意听，然后越坐越远，最后给我扔下一句话就飘然而去：“反正也是烂命一条。”

尤其是那些“妈妈小姐”甚至“奶奶小姐”，她们讲起自己的身世，就连我这样一个被唯物主义灌输了一辈子的堂堂社会学教授，也不得不越来越相信“人的命，天注定”。

难道不是这样吗？性病艾滋病，在医学那里是十恶不赦的死敌，可是在“小姐”们看来，那只是“挣这种钱”所应该付出的必要代价，是“命苦不要怪政府”。同样，在某些嫖客看来，性病艾滋病，那是“中了头彩”，最多也不过是“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因为他们相信，男人的花心也是命，是天命不可违。

结果，长期以来中国的防治性病艾滋病工作，一直是一帮子“好运当头”的中产阶级分子，在谆谆教导那些“苦命人”要“珍爱生命”，却又不肯照顾人家的生意。您不觉得这才是世纪大搞笑吗？

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位著名医生聊天，故意地说了一句：“医院治好了她(小姐)的性病，然后她不还是做小姐？”那位泰斗顿了一下，说：“你这一句话，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社会学。”虽然他误以为我的社会学是要救苦救难，但是他这种一点就通也可说明，所谓社会学，只要不脱离生活，只要讲生活的逻辑与道理，就足够了，不需要哈佛加持。

第三个层次：有病没病，谁来定？

时至今日，恐怕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按照美国的诊断标准，脚气也是一种性病。这是因为，在当今美国哪怕最底层的人口中，也不会因为任何一种不卫生的身体接触而传播性病，只有双方赤身裸体的性交才有可能。可是我们中国敢采用这个标准吗？即使是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区(鄙人故乡)，全家人不再挤着睡在同一张床(炕)上，这才多少年啊？

按照美国的另外一项标准，乙肝也是性病。这是因为，美国最穷的人也是分餐分食，不可能通过“十双筷子一盘菜”来传播性病，只剩下性交这唯一一种途径了。可是，中国现在有一亿左右的乙肝感染者(不是发病者)，如果把他们都算作“性病患者”，那恐怕真是国将不国啦。

文章来源：《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网址: http://www.zgmxbyfykz.cn/qikandaodu/2021/0501/8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