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照料与乡村孝道基于冀南沙村的田野考察(10)

一天下午，四旺媳妇向笔者诉说了这种值班方式对她家的影响：如果每人值班一天，唯独四旺无法出去挣钱，其他人都可以挣些钱。她的独生子正在私立小学读书，每年学费1 200元。因为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她想让儿子上私立初中，如果那样，孩子的教育费用每年至少需要4 000元。年前，她家的棉花卖了1万余元，现在只剩下了6 000元。其中，姚伯去年生病时花了8 200元，她家也分担了2 000元。“如果常年这样花钱，谁都受不了。”她想出去打工，又怕四旺一个人在家顶不下来——因为他总是感到头晕。最后，她感叹道：“唉，也不知道(这种生活)啥时候是个头儿！”

时间过得飞快，四季中最忙的秋天又到了，而姚伯和姚婶的身体状况却没有改观。2008年9月5日，也就是在第四次田野调查的第二天，笔者就去看望姚伯和姚婶。笔者进屋时，他们还没吃好饭。姚伯躺在床上，姚婶靠在沙发上。四旺一边吃饭一边照料两个老人，一会儿给姚婶端水，一会儿给姚伯喂奶，过了一会儿又帮助姚婶服药。把姚伯、姚婶照料好后，四旺就去地里拾棉花了。临走前，他把尿壶和尿盆分别放在姚伯和姚婶旁边，还特意告诉姚婶不要乱动，以免碰着摔着。四旺坚定地说：“反正我得去地里拾棉花，还得往前过。家里有了老人，就不过了吗？”在他看来，如果不去地里干活，棉花的收成就会减少，收入也会随之减少；没有钱，就不能给老人看病，就不能让他们吃好，当然也不能支付儿子的学习费用。事实上，其他人值班时也去地里干活。

当然，轮到值班时，他必须照料好老人之后再去地里，也必须提前回来给老人做饭。也就是说，照料老人是第一位的，去地里干活是第二位的。如果四旺不把照料老人放在第一位，他早就出去挣钱了。就在几天前，他的一个老伙计还邀请他一起买卖棉花，他说他去不了。那个伙计继续说，“一天能挣三四百块”。他无奈地说：“别说几百块，一天挣一万块我也出不去！”以前，姚伯和姚婶病轻时，他可以与人合伙去做买卖棉花的生意，而他媳妇可以照看老人。如今两位老人都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只能由他亲自照料：一方面，由于体力方面的原因，他媳妇确实照料不过来；另一方面，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儿媳妇也不便伺候公公。三秀先前曾长期在北京收旧家具，他坦诚地说道：“要不是父母生病，我早就出去(打工)了！”

在姚伯和姚婶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慢性病人照料对成年子女的影响，尤其是他们感受到的经济压力。与老年照料者不同，中青年照料者“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既要照料生病的老人，又要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然而，在全面受到市场化冲击的农村，两个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持。而问题恰恰在于，他们在照料年迈生病的父母时，不仅会丧失外出打工带来的收入，还会因为棉花减产进一步减少本应获得的土地收入；与此同时，他们却要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和子女的学费。四旺的问题不是一个特殊问题，任何一个中青年照料者都必须同时面对照料老人和教育子女的双重压力，除非他不照料老人，除非他不在乎子女前途。

慢性病人照料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维持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拉锯战。正是这种“无尽的照料”(Corbin & Strauss，1988)极大地影响了照料者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也限制了他们外出打工的机会。许多中青年照料者都感到力不从心，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美国医学社会学家安塞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及其同事在研究慢性病人的生活质量时指出，慢性病人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家庭成员的问题，“她或他的命运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命运”(Strauss et al.，1984：18)。当然，慢性病的影响并不止这些，从更大范围来说，它还带来了家庭关系的变化，进一步凸显了农村的养老问题。

四、慢性病人照料与家庭关系的变动

在研究代际关系的变动时，许多研究者(郭于华，2001；阎云翔，2006；贺雪峰，2008)都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家庭关系的轴心已经由父子关系转变为夫妻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都注意到了女性地位的上升和老人权威的失落。尽管家庭关系的变化涉及了“妇女解放运动”“市场化的改革”和“地方性知识的失落”等深层原因，这里，笔者试图通过老年慢性病人照料来考察家庭关系的变化。

慢性病不仅会通过家庭成员角色和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家庭关系，还会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照料矛盾而重建家庭关系。在四个儿子轮流照料姚伯和姚婶的案例中，四旺媳妇对每人一天的值班安排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她希望按照每人五天或十天轮流值班，如果这样，二亮回家时可以连续值几天班，四旺也可以腾出时间去做些小买卖或在村里的盖房班干活儿。但是，大强和三秀不同意这种安排。大强说，“我们总不能总是将就他(二亮)一个人吧”。三秀也说：“如果每人值班五天，那地还种不种？”大强媳妇几年前死于脑血栓，儿子常年在外打工，闺女在家帮他洗衣做饭或照料老人；三秀媳妇是乡中老师，很少下地干活。所以，大强和三秀都是各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觉得每人值班一天最合理，因为这样不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在不该自己值班时，大强和三秀可以去村里的盖房班和地里干活。另外，先前姚伯住院时，他们就实行每人一天的轮班制度。四旺媳妇说，“那时需要整天熬夜，他姑姑说，大家都熬着谁也顶不住，干脆你们几个每人熬一天吧。出院后，这个规矩也没变”。当四个儿子在轮班时间上发生争执时，姚伯没有发表意见。或许，他不该发表意见，或许他的意见不起作用。一位邻居评论说：“他能说啥？谁会听他的？”

文章来源：《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网址: http://www.zgmxbyfykz.cn/qikandaodu/2021/0422/8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