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10/30]
- ·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10/30]
- ·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10/30]
- ·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10/30]
- ·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10/30]
- ·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10/30]
- ·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版[10/30]
病人照料与乡村孝道基于冀南沙村的田野考察(7)
作者:网站采编关键词:
摘要:上述实证研究表明,在社会变迁中,评价子女不孝敬或不孝顺的农村老年人的比例一直都比较低,从未超过4%。事实上,即便是在阎云翔的下岬村,在199
上述实证研究表明,在社会变迁中,评价子女不孝敬或不孝顺的农村老年人的比例一直都比较低,从未超过4%。事实上,即便是在阎云翔的下岬村,在1998年时,虐待老人的户数所占比例也没有超过3%。阎云翔(2006:191~192)自己也承认,“在(20世纪)90年代末,严重的虐待老人事件在下岬并不普遍”,并且,“在每个虐待老人的事件背后,总有一段家庭内部争端的历史”。这是否意味着,“孝道的衰落”是关注社会问题的学者的“社会建构”?当过分强调“孝道的衰落”时,我们就会忽视绝大多数子女在尽力照料老人的事实,就会忽视农村养老问题的制度根源。
从上面的数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农村老年人评价子女不孝的比例略高于城市。陈功(2009:410)对此做如下两种解释:其一,农村老年人由于缺少制度性的养老保障,最基本的“养”的问题还没有较好解决;其二,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更容易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更快,“留守老人”的规模大,养老问题相对比较突出。这也提醒我们,中国农村的养老危机本质上是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保障问题,而非孝道问题。进一步说,“孝(道)是一个价值理念,涉及文化和道德伦理;养老是一个现实问题,既涉及道德伦理,也涉及政策和立法……两者的关系不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不能把孝看成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一个手段或工具”(李晶,2009:152)。
七、结论
在中国农村,尽管传统孝道受到了很大冲击,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孝道的衰落”:一方面,绝大多数子女依然在善待老人,另一方面,尽管虐待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其比例还极低。从“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俗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孝道即便在古代也是一个问题。如今,“久病”已经从“偶然”转变为“经常”。如果配套的医疗社会保障没有跟上,它就会凸显养老和孝道问题。然而,沙村慢性病人照料的现实也表明,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尽管有照料矛盾,绝大多数子女还是在尽力照料和赡养老人。
孝道是中国社会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时至今日,不管是在中国港台还是中国大陆,抑或海外华人圈中,孝依然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生活价值或德行。台湾学者叶光辉和杨国枢在《中国人的孝道》一书中指出,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进程中,传统孝道会逐渐转变为新孝道;在社会变迁中,孝道有其已变或必变的部分,也有其未变或不变的部分,其中,“善待父母是孝道之所以为孝道的核心要素,是属于孝道不应也不会因社会变迁而改变的部分”(叶光辉,杨国枢,2009:45)。在急速变迁的社会转型期,孝道肯定会发生变化——不管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但其变化的结果可能并不是一些学者或新闻媒体大肆宣扬的“孝道的衰落”。
一、引言
沙村并不是一个富裕村庄,该村的慢性病当然也不是“富裕病”。2006年,沙村上报的年人均纯收入是2 240元。村支书说,上报的数字偏高,如果不算常年在外做生意的,留在村里的那些人没有那么高,大约只有1 500元左右。事实上,沙村所在的G县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1987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扶贫县”,2001年又被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G县始终是民盟中央的定点扶贫县;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费孝通曾在1991年、1994年和1996年三下G县,试图帮助G县人民脱贫致富。
现有的文献资料同样表明,人口的老龄化和慢性病的高发已经成为中国农村不可回避的社会事实。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而且属于“未富先老”。就全世界而言,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通常是发达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大约为1万美元,而中国仅为1 000美元。可以理解,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大多数老年人都居住在农村,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少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病。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6年实施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追踪状况调查”表明,在农村老年人中,25.4%的有一种慢性病,20.5%的有两种慢性病,18.9%的有多种慢性病;老年人的自评经济状况越差,患多种慢性病的比例也就越高(伍小兰,2009:22)。这意味着,农村老年人的收入越低,其健康状况也就越差。
需要指出,在讨论老年慢性病人照料时,我们不能忽视乡村人口流动日益加速的社会背景。早在15年前,一些社会学者就注意到,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许多年轻村民都不愿意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纷纷“跑”到城里寻求生存与发展(黄平,1997)。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数1995年为7 000万人,2000年为7 800万,2005年为1.26亿,2008年又上升为1.4亿(《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2009:9)。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全国其他农村一样,沙村也有许多年轻村民外出打工。起初,他们通常在邢台的私人建筑队里干活;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村民来北京做铝合金配件生意,不少人因此发家致富。2008年4月,笔者让三位童年伙伴详细统计了沙村在北京的人数和机动车数:沙村常年在京人口有199人,机动车69辆。换言之,沙村仅在北京打工的人数就占本村人数的1/10。
文章来源:《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网址: http://www.zgmxbyfykz.cn/qikandaodu/2021/0422/800.html
上一篇:慢性病的心理适应概念模型与影响因素
下一篇:慢性病患者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