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照料与乡村孝道基于冀南沙村的田野考察(11)

在慢性病人照料过程中，照料者之间会有矛盾，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之间更容易发生矛盾。父母觉得子女照料老人是应该的，他们辛辛苦苦把孩子们拉扯大不容易，年老生病了理应得到子女的照料。姚伯常说：“俺那时吃多大苦，受多大累唉！”笔者跟他开玩笑说：“现在四旺也很累，你看，他种了十多亩棉花，还得照顾你俩。”他反驳说：“这不一路。”的确，姚伯这一辈子吃过许多苦，受过许多累。他爹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被日本人抓去，因受惊吓，回来后经常“发晕风”，没法干活儿。这样，养家糊口的重担就落在了姚伯身上。再往后，他含辛茹苦地把四个儿子养大成人，并为他们盖房娶妻。有几年时间，他家经常烧砖装窑，他的胳膊就是那时烫伤的。姚伯几乎一生都在操劳，他对过去的苦难难以忘怀。正因为他为子女付出了很多，他才会说，“我老了，不能动弹了，他们照顾我是应该的”。

尽管子女承认应该照顾父母，但是，他们觉得姚伯不体谅他们的困难。四旺认为，姚伯“一点儿也不为别人着想”。而姚伯则认为，就他的四个儿子来说，谁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大强的大儿子在南方打工，是个领班，一个月能挣几千元，也不着急结婚；二亮在煤矿工作，收入自然就不用说了；三秀家只有一个闺女，没有花钱的地方，而且她媳妇是中学教师，一个月能挣将近二千元；四旺的孩子还小，暂时也不怎么需要花钱。也就是说，孩子们完全有经济能力照料他和老伴儿，也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照料他俩身上。

在最繁忙的秋季，每当子女因为在地里拾棉花不能准时让他们吃饭时，姚伯就会埋怨他们，希望他们整天守着他，不去地里干活儿。而子女认为，如果不去地里干活儿，家庭收入就会减少，就无法更好地孝顺父母。四旺举例说，有一次，姚伯说要喝“熬菜”，他连着做了三天熬菜。第一天熬了粉皮菜，姚伯说想喝肉菜；第二天他买了十块钱的猪肉继续熬菜，姚伯嫌肥，不愿意喝；第三天他买了十块钱的纯瘦肉接着熬菜，这次姚伯总算满意了。还有一次，四旺给姚伯和姚婶做了牛肉炖茄子，姚伯吃得很满意。四旺语重心长地说：“你得让我出去干活，家里没钱你就吃不好，谁都不可能给你借着买吃的。”四旺评论说：“就按咱的条件来说，他俩吃得不赖，二十三块钱一箱的牛奶没断过，这奶在城市是一般，在农村算是好的。”

慢性病人照料不仅会引发父子之间的矛盾，更会导致或激化婆媳之间的矛盾。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这一代老年妇女的困境。郭于华(2001)在考察农村代际关系的变化时就曾提到一个70岁的老太太年轻时如何辛苦地伺候三辈子婆婆，而几十年后，媳妇终于“熬”成婆婆时，婆婆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在笔者第四次田野工作时，姚婶告诉我，她从来没有跟婆婆吵过架，也没有让老人哭过，而自己的儿媳妇经常数落她，惹她哭。姚婶操劳了一辈子，总是闲不住，根本不愿意长时间坐着或躺着；而每当她摇摇晃晃地走动时，包括四旺媳妇在内的家人就会告诫她不要乱动，因为她曾经为此摔伤过额头。她还觉得，儿媳妇根本不理解她的心情，也不跟她怎么说话，远远不如自己照顾婆婆周到。而四旺媳妇认为，“这时跟那时不一样”，“那时，媳妇在家纺花织布，很少去地里干活；现在，妇女都去地里干活，还愿意让男的出去挣钱”。在这种情况下，“这代人不可能像那代人那样伺候老人”。

四旺媳妇还提到，姚婶很糊涂，总是骂她。有一次，姚婶当着二亮媳妇和侄女的面骂她，说亲戚送来的方便面都让她偷吃了。对此，四旺媳妇也很生气，“俺根本没有吃她的东西，俺都四十了，她守着别人骂俺，也不想想俺能不能受得了”。四旺媳妇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谁照料老人多，谁的缺点也就越多。同其他的几个妯娌相比，她伺候老人的时间最长，所以遭受的埋怨也最多。大强媳妇在姚婶得病之前就因病去世；二亮媳妇在邯郸，不常回家；三秀媳妇在娘家所在的乡中教书，也很少回家。据四旺媳妇说，三秀媳妇很会说话。有一次，她告诉姚婶：“我做点儿好吃的就想着你，就是给你送不过来。”姚婶说：“你给我两句好话，三天不让我吃饭我也高兴。”四旺媳妇反驳说：“不让她吃能行吗？”

在姚伯和姚婶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兄弟之间、父子之间以及婆媳之间在照料问题上的矛盾，也看到了照料者对被照料者的不满，而这种矛盾和不满总体上源于物质资源的匮乏。尽管慢性病人照料引发了家庭矛盾，调整和改变了既有的家庭关系，但我们不能忽视，照料者也试图做好照料工作，慢性病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成员的细心照料。英国学者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1992：11)在研究中风病人及其家庭的经历时指出，家庭成员可能对病人感到生气和怨恨，但这不一定导致弃之不顾。在沙村，许多病人都是带病生活(甚至卧床不起)十多年之后才去世的；如果离开了家人的照料，慢性病很快就会变成“急性病”，并夺去病人的生命。

文章来源：《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网址: http://www.zgmxbyfykz.cn/qikandaodu/2021/0422/8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