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照料与乡村孝道基于冀南沙村的田野考察(12)

五、从慢性病人照料看孝道问题

本文在描绘乡村慢性病人照料格局的基础上，以姚伯和姚婶的照料为例，详细考察了病人照料对成年子女和家庭关系的影响。考虑到大多数慢性病人都是老年人，这里，笔者将从慢性病人照料的视角进一步讨论当前乡村研究中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孝道衰落和养老危机。

在探讨乡村养老危机的根源时，不少学者(阎云翔，2006；贺雪峰，2008；陈柏峰，2009)都明确提到了“孝道的衰落”。例如，阎云翔(2006)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曾专门讨论了老人赡养问题。在“老人赡养与孝道的衰落”一章，他不仅描述了下岬村老人的生活状况和居住安排，还比较了不同年龄村民的养老观念，讨论了父母一代的防老措施，并在此基础上着力分析了养老危机的根源。在这章中，他把“孝道的衰落”视为农村养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坚持认为，“因为孝道与传统的养老机制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受到批判，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养老危机”(阎云翔，2006：208)。他在讨论“孝道的衰落”时指出，集体化运动冲击了孝道的社会文化基础，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引进的新价值观——自我中心主义——最终埋葬了孝道。在阎云翔的笔下，新中国成立后，走出祖荫的个人并没有获得“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而是成为了“极端自我中心的无功德的个人”。

可以理解，没有功德的人很容易成为“不肖子孙”。换言之，如果成年子女都没有功德和良心，那么，孝道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然而，问题恰恰也在于，是不是很多子女都没有功德和良心，以至连父母都不孝顺呢？如果不孝子女的比例很低(比如说小于5%)，这是否还意味着孝道的衰落呢？

坦白地说，笔者承认，农村的老人赡养存在严重问题，但这并不是孝道衰落所致。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家庭规模的缩小、社会流动的加剧以及医疗费用的攀升，许多子女都没有精力和财力照料年迈生病的父母。诚如顾骏(2009)所言，单靠孝道不足以解决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因而，国家有责任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妥善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

裴晓梅(2003：53)在讨论家庭和国家的养老作用时指出，尽管传统的家庭养老对今天的中国老人仍是重要的，但是，国家所提供的养老项目在促进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方面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她的实证研究表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是中国老年人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而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国家所起的作用显然比家庭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

沙村的实地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子女都在尽力照料生病的老人。但是，他们这样做时面临着自己难以超越的生活条件的局限和难以改变的社会环境的制约，而这种局限和制约加剧了他们的生存压力和照料负担。为什么子女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要长期照料生病的父母？熊跃根(1998)在探讨成年子女对照顾老人的看法时指出，“孝”是子女照料老人的一种主要原动力。也就是说，子女照料父母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就是践行孝道。如果失去了子女的照料，可以想象，那些“卧床不起”的慢性病人很快就会离开人世；如果那样，中国农村的慢性病流行也不会如此严重！事实上，成年子女的细心照料是中国慢性病人数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沙村，绝大多数村民之所以在践行孝道，其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的孝文化和老人权威依然在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老人权威有所下降，但他们依然拥有村庄舆论的控制权，并在“婚丧嫁娶仪式”“邻里纠纷调解”等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有儿子不孝顺老人，家族中辈分比较高的老人就会站出来说话，一方面对不孝子孙进行批评教育，另一方面对其施加舆论压力。那些不孝子孙至少要承担两方面后果。其一，其父母去世时，他们会受到主要由老年人组成的“红白理事会”的惩罚和教育。沙村目前还实行土葬，在“奔丧”“报庙”“守灵”“入殓”“出殡”“下葬”等环节都离不开众多邻里的帮助。如果死者的儿子不孝顺，那么，邻里就会在“报庙”等环节对其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比如说，把“哭丧棒”截得很短，“报庙”时走得很慢。其二，不孝顺带来的恶名可能会使其下一代沦为光棍儿。在自由恋爱还没有盛行的沙村，儿子的成家离不开邻里的“说媒”。如果儿媳妇不讲理、对公婆不好，那么，邻居可能不愿意为其儿子“提亲”，当然，大多数姑娘也不愿意嫁到她家。这种可怕的后果也提醒下一代尤其是儿媳妇要孝顺老人。另外，那些即将步入老年的村民也极力推行孝道。姚伯的堂弟姚忠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坚定地说，“做子女的一定要孝敬老人，老人生病后要采取治疗措施，不能让老人等死”，因为“晚辈照料老人是天经地义的”。在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多次听到中、老年村民赞扬某某孝顺父母的例子。应该说，正是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子女通常都会尽力照料老人，而不会对老人做出格的事情。

文章来源：《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网址: http://www.zgmxbyfykz.cn/qikandaodu/2021/0422/8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