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照料与乡村孝道基于冀南沙村的田野考察(4)

慢性病人照料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维持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拉锯战。正是这种“无尽的照料”(Corbin & Strauss，1988)极大地影响了照料者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也限制了他们外出打工的机会。许多中青年照料者都感到力不从心，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美国医学社会学家安塞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及其同事在研究慢性病人的生活质量时指出，慢性病人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家庭成员的问题，“她或他的命运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命运”(Strauss et al.，1984：18)。当然，慢性病的影响并不止这些，从更大范围来说，它还带来了家庭关系的变化，进一步凸显了农村的养老问题。

四、慢性病人照料与家庭关系的变动

在研究代际关系的变动时，许多研究者(郭于华，2001；阎云翔，2006；贺雪峰，2008)都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家庭关系的轴心已经由父子关系转变为夫妻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都注意到了女性地位的上升和老人权威的失落。尽管家庭关系的变化涉及了“妇女解放运动”“市场化的改革”和“地方性知识的失落”等深层原因，这里，笔者试图通过老年慢性病人照料来考察家庭关系的变化。

慢性病不仅会通过家庭成员角色和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家庭关系，还会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照料矛盾而重建家庭关系。在四个儿子轮流照料姚伯和姚婶的案例中，四旺媳妇对每人一天的值班安排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她希望按照每人五天或十天轮流值班，如果这样，二亮回家时可以连续值几天班，四旺也可以腾出时间去做些小买卖或在村里的盖房班干活儿。但是，大强和三秀不同意这种安排。大强说，“我们总不能总是将就他(二亮)一个人吧”。三秀也说：“如果每人值班五天，那地还种不种？”大强媳妇几年前死于脑血栓，儿子常年在外打工，闺女在家帮他洗衣做饭或照料老人；三秀媳妇是乡中老师，很少下地干活。所以，大强和三秀都是各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觉得每人值班一天最合理，因为这样不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在不该自己值班时，大强和三秀可以去村里的盖房班和地里干活。另外，先前姚伯住院时，他们就实行每人一天的轮班制度。四旺媳妇说，“那时需要整天熬夜，他姑姑说，大家都熬着谁也顶不住，干脆你们几个每人熬一天吧。出院后，这个规矩也没变”。当四个儿子在轮班时间上发生争执时，姚伯没有发表意见。或许，他不该发表意见，或许他的意见不起作用。一位邻居评论说：“他能说啥？谁会听他的？”

在慢性病人照料过程中，照料者之间会有矛盾，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之间更容易发生矛盾。父母觉得子女照料老人是应该的，他们辛辛苦苦把孩子们拉扯大不容易，年老生病了理应得到子女的照料。姚伯常说：“俺那时吃多大苦，受多大累唉！”笔者跟他开玩笑说：“现在四旺也很累，你看，他种了十多亩棉花，还得照顾你俩。”他反驳说：“这不一路。”的确，姚伯这一辈子吃过许多苦，受过许多累。他爹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被日本人抓去，因受惊吓，回来后经常“发晕风”，没法干活儿。这样，养家糊口的重担就落在了姚伯身上。再往后，他含辛茹苦地把四个儿子养大成人，并为他们盖房娶妻。有几年时间，他家经常烧砖装窑，他的胳膊就是那时烫伤的。姚伯几乎一生都在操劳，他对过去的苦难难以忘怀。正因为他为子女付出了很多，他才会说，“我老了，不能动弹了，他们照顾我是应该的”。

尽管子女承认应该照顾父母，但是，他们觉得姚伯不体谅他们的困难。四旺认为，姚伯“一点儿也不为别人着想”。而姚伯则认为，就他的四个儿子来说，谁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大强的大儿子在南方打工，是个领班，一个月能挣几千元，也不着急结婚；二亮在煤矿工作，收入自然就不用说了；三秀家只有一个闺女，没有花钱的地方，而且她媳妇是中学教师，一个月能挣将近二千元；四旺的孩子还小，暂时也不怎么需要花钱。也就是说，孩子们完全有经济能力照料他和老伴儿，也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照料他俩身上。

在最繁忙的秋季，每当子女因为在地里拾棉花不能准时让他们吃饭时，姚伯就会埋怨他们，希望他们整天守着他，不去地里干活儿。而子女认为，如果不去地里干活儿，家庭收入就会减少，就无法更好地孝顺父母。四旺举例说，有一次，姚伯说要喝“熬菜”，他连着做了三天熬菜。第一天熬了粉皮菜，姚伯说想喝肉菜；第二天他买了十块钱的猪肉继续熬菜，姚伯嫌肥，不愿意喝；第三天他买了十块钱的纯瘦肉接着熬菜，这次姚伯总算满意了。还有一次，四旺给姚伯和姚婶做了牛肉炖茄子，姚伯吃得很满意。四旺语重心长地说：“你得让我出去干活，家里没钱你就吃不好，谁都不可能给你借着买吃的。”四旺评论说：“就按咱的条件来说，他俩吃得不赖，二十三块钱一箱的牛奶没断过，这奶在城市是一般，在农村算是好的。”

文章来源：《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网址: http://www.zgmxbyfykz.cn/qikandaodu/2021/0422/800.html